我的五四书屋

1949年1月31日北平解放，华北大学奉命移驻京都，四部（研究部）被分配在东厂胡同一号即胡适曾住过的宅院。我于3月间作为四部的先遣人员先期到北平。这时副校长兼部主任范老（文澜）早已到达，他和戴老（范老的爱人）就住在胡适住过的房子里。这个院落的电话很好记：“5400”，胡华教授告诉我，这个号码是胡适向电话局要来的，为了纪念“五四”。

1984年10月，人民大学调整住房，把我分在林园5楼4号。一日，胡华教授来此小坐，他笑着说：“你刚进城时住过的胡适住宅的电话是5400。今天，你又搬进5楼4号，将注定你这一生要研究‘五四’了。”不想此后的不少来访者也常提出这样的问题：“是不是因为研究‘五四’，所以住房也是5楼4号。”后来听说系办公室向来访者介绍也说：“你到5楼4号去找吧，他是研究‘五四’的，很好记。”

天长日久，这种巧合，也为家庭认可了。老伴还为此刻了一枚“五四书屋”的图章，这就是“五四书屋”名称的由来。

但，这间书屋，却是一只木箱，一个书架逐渐积累起来的。

进城之后，我由四部调到一部当助教，这时有了一只宝贵的书箱。箱子原来是农村木匠做活的一种大工具箱，也没有任何油漆。

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，我当上了第一批主讲教员，算是有了一间单独的住房，除了原有的木箱外，又增添了一个书架。

1956年我分得了人民大学在张自忠路一号一套三间的住房。这时，家庭人口增加不少，但我仍挤出一间作为我的书房。在勒紧裤带、省吃俭用的情况下，我也集资做了4个玻璃书柜，并购置了大批书籍。这样，算是有点书房的味道了。1958年我搬进人民大学西郊林园楼住宅，但书房的形式变化不大。

“文革”开始后，我的书房也受了灾难。红卫兵小将不断来“借书”，我的上初中的孩子也把我的许多书当作“四旧”卖废品。特别是两派武斗时，竟把我住的楼房当作前沿和武斗指挥部。全家被扫地出门，只好到亲戚家去借住。归来时发现图书散失过半。不过这时已无心研究，只要能安居下来，就是最大的希望了。

说是“无心研究”，但自己对尚未完成《五四运动史》的手稿仍念念不忘。因此，在1969年人大停办在江西余江办五七干校时，别的我可以一切不带，但有一只木箱是必需带的，这就是前面说的入城时那只从解放区带来的木匠工具箱。箱子里放上30万字的手稿以及有关修改、补写的图书、资料、卡片等。

到江西余江后，住在一个大采石坑里，上面加了顶子，100多张木床并排的挤在一起，我的床位正好在狭小通道的尽头，因此我利用这个位置倚墙放下了我那只宝贵的小木箱。这样，我就能在打石头、锯木头、做馒头等劳动之余，坐在小马扎上反复阅读、修改我那部手稿了。

从干校归来，特别是人大复校后，我又有了自己的书房了。老伴请木工师傅在我的4个玻璃书柜上面又加了4个顶柜。这样，从地下到屋顶，书籍就布满了整个一面墙了。就是在这间“陋室”里，无论寒冬酷暑我都晚睡早起的每日工作十几小时。这样，终于完成了50多万字的《五四运动史》初稿，并于1984年5月正式出版。

同年10月，搬进了现在的“五四书屋”。除了原来的4个书柜外，又增加了4个，这样就不是布满了一面墙而是两面墙的书籍了。虽然仍属“陋室”，但也开始接待“鸿儒”与“群贤”了。